采用这两种判决形式无疑会导致原撤销重作判决的效力落空，背离了行政诉讼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

结语在完成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立法后，我国对数据保护与利用有了初步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对个人信息的权属保护与开发利用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制。个人数据用益权向社会开放中的数据风险问题，主要是在高水平开放后容易出现个人信息的大数据还原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风险。

如前所论，经济权利的赋权是以特定对象财产为前提的，财产的公私属性是赋权证成的关键。信息革命以来，个人信息早已经通过互联网应用和电子计算机、智能终端的全面普及而作为身份信息和痕迹数据上传留存于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空间，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制度建设与立法工作已经日臻完善。四、个人数据权属分置设计的关键问题根据权利理论的一般观点，一项权利的证成涉及权利主体、客体、内容和取得合理性。二是依权力取得权利，国家改造个人数据的权属格局，以国家所有—市场用益的新格局，通过数据所有权国家化实现个人数据保护、数据用益权市场化实现数据有序高效利用。二是数据平台治理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守门人理论，突出了对大型数据平台的监管，强调了其开放数据的义务，这对个人数据用益权开放性的分步实现具有启示意义，但不意味着个人数据开放会止步于大型数据平台组织。

由于国内外数据立法均在个人信息严格的授权、处理和保护规则之外确定了匿名个人信息的豁免规则（即实现不可逆匿名化），个人信息匿名化成为数据企业和监管机构协调个人信息隐私保护和个人数据自由漂流的关键工具。个人数据就具有这种漂流资源的特性。更不用说，还有宪法文本暂未直接处理的私有财产权问题，以及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问题。

[40]第一个取得的突破，就是关于修宪议题本身的脱敏。在八二宪法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曾有不少意见涉及宪法篇幅的详略问题，对此，彭真认为要保持和突出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力求保持它的稳定性……非根本的、原则的问题可移到或补充到其他法律中规定，[18]也就是说，当宪法文本内容取舍得宜时，就能够更好地维系其稳定性。那时他就主张，面对不断变动的改革开放形势，不要存一次立法即可为国家奠万年基业的想法。[22]王瑞贺、魏定仁：《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第12页。

[3]这透露出当年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也更反衬出数年之后再一次修宪并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回头来看，1993年宪法修改之前的一段时期是改革早期宪法修改相关讨论比较活跃的时期，并且真正提升了国内宪法学的自省度和成熟度。

[45]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体察出改革早期对于宪法稳定性的执着——修正案这种不触动1982年原文格式的新方法是极受欢迎的。所以，本文认为肖蔚云教授肯定不能被归人变迁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比于改革早期就有了一个显著进步，即以立法实施宪法。这当然是有时代背景方面的原因的。

[32]3.变迁论（演变论）首次专门提出宪法变迁概念[33]并试图以更一般的方式将宪法普遍原理、域外经验与国内焦点问题整合起来的，是郭道晖教授。[53]参见蔡定剑：《一个人大研究者的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4）宪法判例引起的变迁。缺少科学性，仅靠国家强制力硬撑着而形成的所谓‘权威'，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4]可见，负责修宪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其所处的重大历史转折背景有着清醒的认知：新宪法是一部支持改革的宪法，也是一部诞生于改革进行时的宪法。八二宪法肩负多方面重要任务，包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权力分工原则、释放地方发展活力等，因此，经济体制纵使十分重要，也不会成为指引制宪或修宪的唯一议程。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获得最高级别的政治认可，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指针，这就进一步积蓄了推动宪法变迁的力量。[48]许崇德、何华辉：《学习新中国三个宪法的几点体会》，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第53页。

在宪法变迁中实现宪法规范的更新，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路径，这是市场经济入宪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15]概括起来，八二宪法的改革姿态就是宏观上支持、微观处留白、欲以无为而至有为。到1984年《决定》公布之时，八二宪法已经就位接近两年了。如1982年谢次昌译介一篇日本学者的学术梳理文章，提到1981年有广泽民生所著《宪法变迁论批判》，仅此而已。许崇德、何华辉两位先生在1980年就谈到宪法的纲领性与规范性的话题，指出纵观各国宪法，凡政权日益巩固、社会渐趋稳定之后，宪法的宣言性、纲领性的成分往往随即减少，甚而至于消失。[41]后来许崇德教授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很快，宪法个别规范落后于客观实际的现象难以避免，所以对宪法相关部分作出修正是必要的，1988年就实现了一次修正，今后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宪法将适时地作出必要的修正，使它如实地反映实际，正确地指导实际。

[16]参见黄明涛：《形式主义宪法观的兴起》，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第96页。但是，董老师没有立足国内宪法实践而作论述，仅限于域外知识的引入。

所以，国人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见证了三部以上宪法的登场与隐退，并且每一个制宪时刻都表征着国家发展道路的一次重大转向。[35]参见郭道晖：《论宪法演变与修改》，载《法学家》1993年第1期，第40页。

三、经济体制改革、宪法变迁与九三修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肯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29]蒋碧昆：《改革要在宪法范围内进行——谈谈新宪法的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6页。

但规范宪法——虽然这并非当时的术语——则要求宪法不应被虚置，既要指明方向，也要确立规范，而规范应当是严肃的。最后，事实证明，原来的计划经济条款也确实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如秦前红教授所说，要求修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呼声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抗逆的趋势。第六届全国人大任期之内，大会及其常委会一共通过了37件法律，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22件，有关对外开放的法律10件，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还显报告所说，这些法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他认为《决定》有关计划经济以及市场调节之作用的表述，和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

二、八二宪法的双重使命：在改革中重建法制作为一部改革宪法，八二宪法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最终建立的过程中，能够总体上保持很好的稳定性，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莫纪宏：《与时俱进话修宪》，载《前线》2004年第3期，第34页。

在那次至关重要的宪法修改之前，八二宪法是如何处理好维护自身稳定与适应改革开放之间的张力的，很值得研究，我们从中可以获得诸多宝贵的启示。第三层，八二宪法在条文上以及制度要素上仍然体现了前几部宪法的延续性。

这是‘良性修改'或‘良性演变（演进）'。首先，经济体制的变革，其正当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回答。

而宪法修改理论与实务的发展情况，从长远来看，也会影响到宪法变迁。张卫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论点，认为：第一，无形修改现象不可避免，当宪法修改的客观需要未被满足时，无形修改更易出现。[38]参见张友渔：《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宪法的关系》，载《理论月刊》1985年第2期，第1-4页。可见发展论是要驳斥这种对立观，并主张《决定》是没有超越《宪法》的，从而维护《决定》的正确性、正当性。

这不应理解为新宪法否定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原因在于，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在改革发动之初，尚难以毫无争议又具体详尽地确立全新的经济体制。[34]可见，郭教授充分承认八二宪法非形式性的内涵改变这一事实，并且认为多数改变是可取的、正面的，即所谓良性的。

郭教授将宪法变迁与宪法演变两个概念替换使用，定义为未经修宪程序或释宪程序、立法程序，也未对宪法原文做任何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实务的运作，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导致宪法中某些既定国策与规定在事实上的自动变迁。[2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洗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页。

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学说，主张《决定》本就不存在抵触宪法之处，何谈修改之有形或无形。于是，经济法制或者后来的所谓经济宪法就有了不断更新的必要。